二人真正的冲突，发生在武力讨袁失败之后。当时，孙、黄流亡日本。孙一方面指责黄延缓用兵，导致错失战机；另一方面建立中华革命党，要求党员按指模，并宣誓“效忠孙先生”。黄兴对按指模向个人宣誓效忠之要求极为不满，认为与革命党人追求的民主共和的理想存在原则性冲突，坚决不愿意加入“中华革命党”，并弃孙而去，远走美国。当然，孙也并非不知按指模向个人宣誓效忠与民主共和的理想存在冲突，但事变从权，却也是孙所信奉的重要革命手段。

黄兴的立场，曾招致陈其美等人刊文攻击。因陈的文章中颇多过激之辞，令黄兴极为不快；故在给张继的信函中，黄兴对“中华革命党”也有着非常激烈的批评：

“今日之中华革命党有包办公司之性质，非该公司之人俱当视为仇敌，……该党中之手段其阴险处，较赵秉钧尤甚，其专制处较袁世凯尤甚，……是诚不知其用心，只可谓之发狂，想以后更狂而乱噬，直至自杀而后已。政治革命之希望均被此等狂徒打消，诚可痛也。……袁贼卖国，党人乱动，国亡无日。”

不过，纵使弃孙而去，黄兴也从未公开表示过对孙中山的怨怼。李根源、程潜、柏文蔚等“黄派军人”组织欧事研究会，“别树一帜，与孙对抗”。他们欲推黄为领袖时，黄拒绝道：“党只有国民党，领袖惟孙中山，其他不知也”⑥。1914年7月，黄兴在檀香山亦对记者说：“此行的目的不是筹款，而是要让世人了解中国目前的真实情况。本人直接奉孙先生之命向美国转达他的意见，我们认为美国公民必须知道真相”。同年10月，在芝加哥，黄兴又说，“吾非反对孙先生，吾实要求孙先生耳。吾重之爱之，然后有今日之要求。吾知党人亦莫不仰重孙先生，尊之为吾党首领”，指中华革命党不合理章程的制定，“料确非孙先生之本意”⑦。

当然，黄兴很清楚中华革命党的章程完全是孙中山的本意。他之所以如此说，一者乃是表示自己仍坚持既往之原则，不愿曲从；二者乃是对外界表明自己的立场绝不“反孙”。孙、黄分歧，无关乎个人品格；只同各自理念相关。略言之，孙多有权变，黄更重原则革命党的分裂持续了两年，后来欧事研究会的成员基本都重归中华革命党及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在之后的讨袁之役中，孙、黄恢复合作。在给谭人凤的电报中，黄兴曾评价孙：“中山先生在沪宣言，豁然大公，无任钦仰。”1916年7月，黄兴“得知中山先生对他完全谅解，急回上海。他行装甫卸，就晋谒中山先生。中山先生旋即回访克强先生。两人相见，握手言欢，极为亲切快慰。”⑧不幸的是，几个月后，黄兴即因病去世，孙中山亲自主持了丧礼。

黄兴的能力及贡献，在晚清革命中有目共睹。孙中山也曾说“黄君一身为同人之所望，亦革命成败之关键也”⑨。在创建同盟会前，黄兴领导华兴会，无论组织、宣传，还是募款，都颇为成功。黄兴既肯推举孙中山为领袖，并屡次维护其地位，自是认同孙中山适合这一位置。若孙不能胜任，毕生以革命为事业的黄兴，当断然不会屈从。孙、黄二人的分歧，亦无关个人品格，只同各自理念相关。略言之，孙多有权变，黄更重原则。黄兴长孙黄伟民评价孙、黄关系时说道：“是兄弟，有分歧，有意见，但不能说是矛盾”⑩，此乃中肯之论。

设于上海的黄兴灵堂设于上海的黄兴灵堂

注释

①萧致治：《黄兴评传 上》，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01页；②毛注青编著：《黄兴年谱长篇》，中华书局1991年，第91页；③《宋教仁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42页；④冯自由：《革命逸史 上》，金城出版社2014年，第26页；⑤李书城：《辛亥前后黄克强先生的革命活动》，《辛亥革命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2001年，第227、228页；⑥柏文蔚：《<黄克强手札>跋》，《近代史资料》1962年第1期；⑦黄兴：《与梅培的谈话》，《黄兴集》，中华书局2011年，第391页；⑧周震鳞：《关于黄兴、华兴会和辛亥革命后的孙黄关系》，《辛亥革命回忆录 第1集》，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第263页；⑨孙中山：《复吴稚晖函》（1911年8月31日），《孙中山全集 第1卷》，中华书局2011年，第536页；⑩黄博宁：《黄兴长孙谈祖父：维护孙中山是担当和责任》，中评社2016年5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