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契约制度的苛刻无良，常有契约劳工不堪其苦愤而逃亡。报纸上常常刊登逃亡者的消息，并附有通缉悬赏，警方和普通公众都可以捉拿他们归案。据记载，美国国父乔治·华盛顿就曾使用过契约劳工，并且曾经在1775年4月悬赏通缉了两名逃逸的白人契约劳工。

年轻时的斯托夫人/黑人女作家托尼·莫里森

与此同时，同样起源弗吉尼亚州的美国农奴制也在逼迫人们追寻自由、寻求逃亡。与奴隶不同，契约劳工还可以被应许最终获释。农奴则是世世代代的暗无天日，这些交相混杂、彼此生化，就更加激发了逃亡文化的产生。

在文学作品中比比皆是这种逃亡者寻求自由的描述，比如斯托夫人（Harriet Beecher Stowe）的《汤姆叔叔的小屋》以及黑人女作家托尼·莫里森（Toni Morrison）的系列作品等等。

事随时移，劳工契约和黑人农奴制度渐渐都已作古，从监狱中逃脱的逃狱者逐渐变成了传说和故事中的主角。当然了，这些逃狱者角色都是绝对意义上的善良之辈，但往往都是叛逆者，具备不羁的灵魂，不甘于某种特定阶层的精神和肉体倾轧。

他们或逼不得已或为人构陷，从内涵到外延都与十恶不赦之徒不可同日而语。在尚自由的美国人尤其不喜欢被囚禁关押的状态。在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中看到人们重获自由，尤其重获自由并得以申冤雪仇，在很大程度上触动了类似的文化和情感共鸣。

《亡命者》/《铁窗喋血》/《大逃亡》/《胜利大逃亡》

好莱坞影视工业一直有赞颂“反英雄”的传统，逃狱者们正是反英雄的代表。除了声名赫赫的《肖申克的救赎》，从1932年的电影《亡命者》到保罗·纽曼主演的《铁窗喋血》（1967），从斯蒂夫·麦奎因的经典《大逃亡》（1963）到众星云集的《胜利大逃亡》（1981），从《逃离亚卡拉》（1979）到《空中监狱》（1998），从艾迪·墨菲的《人生》（1999）到《逃狱三王》（2000）都很能看出这种概念的承传。

《逃离亚卡拉》/《空中监狱》/《人生》/《逃狱三王》

另一方面，逃亡或者逃脱是一种抵抗的表现，从桎梏中解脱，跨越出藩篱，整个过程的起伏跌宕都充满着危险与不测的气息。《越狱》这种影视作品具有极强的带入感，用惊悚紧张刺激观者肾上腺素的勃发，在心跳律动的速度中，多巴胺、内啡肽等激素的浓度迅速攀升。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这些兴奋和恍惚的状态极大地抑制了人们生活中的现实痛苦。这种类似倾慕眷恋的感觉从而把观众一点一点地裹挟在剧情之中，无法抽离无法自拔。

《越狱》成功集合了历史记忆、文化延展、情感共鸣、工业塑造和生理刺激等多重因素，而作为该类型故事情节展开的主要地点，监狱也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作为国家机器的暴力产物，监狱对于守法公民具备一种阴冷而神秘的气息。人们通过这些作品以管窥豹，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猎奇心理。

《越狱》中的FoxRiver监狱

通过影视，尤其是通过电视剧的长度篇幅，可以相对备细地让观众了解到，监狱作为一个特殊社会强制形式，对于受制于法律的特殊人群产生的特定社会影响。这批特殊人群的在其间饮食起居、哀乐喜怒，他们在其间自处并与人相处。